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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投資不斷增加，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近年來，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日本企業加速進軍海外市場的步伐放緩等問題的出現，日企對華的投資力度正在放緩，一些企業也撤出了中國。據媒體報道，近日，日本政府出資支持日企撤離中國，此舉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議論。
日本政府出資支持企業撤離中國
據彭博社報道稱，為應對新冠疫情對于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產業省推出了總額高達10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的一項抗疫經濟救助計劃。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的經濟刺激計劃細節，在用于“改革供應鏈”的項目中，有22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43億元）用于資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回日本本土，2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用于資助日本公司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以實現生產基地多元化。
資料顯示，中國自2004年以來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但由于今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了不少工廠的關閉，日本從中國的進口也受阻。
數據顯示，今年二月份日本進口量較上年同期下降了14%，其中來自中國的進口量下降了近一半。
一位參與制訂該計劃的日本高級官員對記者表示：“供應鏈多元化非常重要。”“除了遷回日本本土，廠商今后很可能要將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轉移一部分去亞洲、非洲等多個地區。”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能干預企業正常的經濟決策，此前，包括索尼在內的日資工廠的撤出，都是市場因素導致的企業的自主決策行為。但是，此次像日本政府這樣，公開出資鼓勵本國企業撤出中國，將產線遷回本初的行為，實屬罕見。
撤離中國論是不是“杞人之憂”？
對于此次日本政府的舉動，國內輿論保持著兩種聲音。
一則認為擔心日本企業撤離中國是“杞人憂天"，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將會更加緊密；另一部分認為日本企業的撤離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將產生未知作用，需提防和減少日本企業撤離帶來的不利影響。
如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就發表文章表示，日本企業不會真的會撤離中國。
他認為：
第一，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已在中國形成自己的產業鏈，如果將一些零部件生產企業全撤回日本，勢必對在中國的產品生產與銷售造成影響，會導致成本上升。因此，讓日本企業整體離開中國，不現實。
第二，考慮到產業鏈安全，將原本為日本國內生產加工的那一部分零部件生產量，從中國轉移到日本國內，這是今后需要考慮，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問題。但這一種轉移，不是工廠整體搬遷，而是某一條生產線搬遷。
第三，中國市場越來越成熟，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總體上不會出現大減，尤其是面向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與材料，會加大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力度，畢竟中國的投資環境與東南亞國家以及印度相比，完善度更高。而且許多電子和汽車零部件，并不是在東南亞國家就能生產。
但是，一些反對者則認為：
從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已經有很多日本企業遷離了中國，僅僅是2019年，就有不少日本知名企業將生產線搬離了中國。
在疫情沖擊下，受疫情影響極為嚴重的美國和歐洲各國，強烈意識到產業配套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是如此重要，因此大大增強了將海外企業撤回本國的動力，預料受日本政府資助其企業撤離中國的啟發，不排除也會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
這些外資如果真的轉移，其轉移出去的產能，絕大多數不會被國內企業所替代，因為他們的產品本來就是供應國外市場，有長期穩定的配套關系。這就意味著中國會減少一些外匯收入、稅收和就業崗位。
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未來投資會議”上表示：“在中國向日本出口的產品供給出現減少，整個產業鏈遭受影響的擔憂中，我們必須考慮讓那些對一個國家依存度較高的產品、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生產基地回歸日本國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產品，盡量不要依存于一個國家，向東南亞各國轉移，實現生產據點的多元化。”
安倍的話中格外強調了日本政府傾向于轉移高附加值產品及產業。這些產業擁有高技術含量、高文化價值，市場升值幅度大，獲利高，不僅為中國帶來了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也培養了潛在的高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生產經驗，使中國科技的發展有了借鑒、學習、消化、吸收的對象。如今，這些被強調的產品及產業的撤離將會造成對我國何種損失？無法估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日企擴大中國業務的意愿正在降低。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布的2019年度“日本企業海外事業展開相關問卷調查（JETRO海外經濟調查）”顯示，在日本企業力爭擴大業務的海外國家和地區中，選擇中國的比率大幅降低，選擇越南的比率出現上升。
在調查中，日本企業進駐海外市場的意愿低迷。回答“在海外設有基地，將進一步擴大進駐”的企業中，列舉中國的企業的比率減少7.3個百分點，大幅減少至48.1%。時隔2年首次低于50%。自有可比較數據以來創出最低紀錄。
回答越南的企業則增加5.5個百分點，增至41%，首次超過40%。與中國的差距從2018年度的19.9個百分點縮小至7.1個百分點。關于在越南開展業務的魅力和優勢，回答“市場規模·成長性”的企業最多，占86.1%。列舉“客戶集中”、“當地采購容易”等的企業也比2013年度有所增加。
一邊是日本政府出資支持撤離中國，一邊是日本企業擴大中國業務的意愿正在降低，基于此兩者，我們很難斷言，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是否還會保持一個積極態度？而日本政府的舉動釋放了怎樣的信號，我們又該如何去解決其帶來的不利影響？仍有待時間來解答。
